昭通：“五招连环”为企业和群众“减负松绑”

长此以往，就无法用宪法来有效地规范党和国家的关系，无法用宪法来调节党和国家的必要平衡。

在通常的教科书中，我国的宪政体制普遍被概括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于这一影响，有很多法学研究者认为，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应接受美国司法审查模式，由法院来解释宪法并宣布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

因此，面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冲击，面对国内法学界兴起的宪法司法化主张，就需要从完善和建构党国互动的宪政体制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和理论。在1982年宪法中，邓小平吸取了1954年宪法的教训，改革了国家主席制度，专门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并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采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架构，由邓小平同时担任两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而保证在军队指挥权的问题上实现党国高度整合。但是，无论党章中设立的党的机构，还是宪法中确立的国家机构，从法理上来讲都难以单独承担协调党章与宪法关系的重任。因此，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无非有三种后果：一是即使建立了相应的解释宪法或违宪审查制度和机制，但在实际中很少使用。比如在美国司法审查和德国宪法法院模式中，由于法官均采取终身制，不同于国会议员和总统的定期选举制度，因此，行使违宪审查的机构无疑代表了老一代权威。

在1954年宪法的设计中，规定国家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拥有对国家军队的指挥权。这需要同时汲取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防止老年人利用权威来干预政治权力的正常运作。在很多人看来，虽然我国宪法并没有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但这并不构成拒绝学习美国模式的理由。

面对这种格局，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宪法中确立的最高国务会议这一设置。在1982年宪法中，邓小平吸取了1954年宪法的教训，改革了国家主席制度，专门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并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采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架构，由邓小平同时担任两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而保证在军队指挥权的问题上实现党国高度整合。（二）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将要面临的困境 法学界热衷于宪法司法化固然受到了美国宪法观念的影响，但也不能由此忽略一个现实的原因。概而言之，通过设立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将老一代的权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用法律来约束，就应当成为构思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在权威和权力之间形成稳定的平衡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尽管不同的文明传统中对权威的理解不同，但正如中国传统儒家所揭示的，年龄差异会形成自然的权威。司法审查制度对宪法权威的作用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治建设始终受到美国的法治理念和司法制度的影响，逐渐形成以法院为中心的法治观念。（一）宪法司法化的误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并逐步发展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特别是中立化的议会民主可能无力保卫宪法的政治原则。（二）英美普通法传统 不同于欧洲大陆法传统中形成的、格外关注立法机关的立法法治国模式，普通法传统中形成的司法法治国模式格外关注法院对于树立宪法权威的积极作用。

依照党章毛泽东拥有军队指挥权，而依照宪法刘少奇拥有军队指挥权。然而，如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解释宪法，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现实难题：解释宪法不仅意味着解释宪法条文，而且意味着对宪法原则乃至宪法序言的解释，但这样的解释权是否符合党国互动体制中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定位呢？ 在党国互动体制中，党中央和全国人大都属于主权者，如果套用英国宪法学家布赖斯的话说，前者属于事实上的主权者，后者属于法律上的主权者，而捍卫国家所遵循的道统、政统和法统的责任是由前者而非后者担当。总而言之，从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学习西方现代的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技术，并始终从中国实际出发，将西方的理论与本土经验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符合时代要求的国家宪政体制。（三）违宪审查模式的多元性 可以说，通过司法机关执行违宪审查机制来捍卫宪法权威是美国人的发明。

然而，由于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权力具有很大的弹性，以至于随着中央顾问委员会中老一代与中央实际行使权力的年轻一代在政治理念和改革政策上分歧加大，导致中央顾问委员会利用其权威而在许多领域中干预中央权力的正常行使，使得年轻一代中央领导人无法拥有完整的权力，也难以形成自身的权威。这种内在的紧张再加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就为后来毛泽东废除国家主席制度埋下了伏笔。

在新中国建构过程中，老一代主要是创建中华民国的老一代，主要集中在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中，而新一代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这都涉及到对宪法序言的定义和解释权、对宪法第一条所确立的国体性质的解释权，这些解释权无疑在党中央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并且，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违宪审查模式也不尽相同。认真对待宪法，首先就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确立的宪政体制，不能以回避宪法文本的方式来对待宪法。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违宪审查 合宪性审查 。此外，中国在建构违宪审查制度时，也应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中根据本国国情出发对违宪审查制度的独特探索。在《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一文中，我已经指出，19世纪以来的全球宪政都属于党国体制，要么是西方国家占主流的党国分离模式，要么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党国整合模式。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看，党章和宪法一样，都是宪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都是国家根本大法。

立法者严格依照宪法来制定法律、法院严格按照法律来判决也就意味着落实宪法、保卫宪法。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一些年来，法学界始终有一股呼声，要求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从理论要求看，如果说19世纪的法治含义由于受到欧洲的影响，主要指科学化、体系化和法典化的立法以及独立的司法。为此，他不仅废除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而且将权力和权威都集中转移到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从而形成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和和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制度。

因此，有学者将党的领导看作是中国宪法中的第一根本法，是根本法中的根本法。正是着眼于完善和建构党国互动体制这个目标，建立中国特色违宪审查制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英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刚刚建立，但主要是因应欧洲人权法的要求，着眼于人权保障问题，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的最初设计更多是一个政治性机构，司法特征并不突出。（一）欧洲大陆法传统 在欧洲的大陆法传统中，宪法往往由立法机关制定，捍卫宪法权威的职责是立法机关的责任和义务。宪法中表达的政治原则就不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现实生活中必须捍卫的原则。五、完善党国互动体制：建构违宪审查制度的思路 如上所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并行使违宪审查权，其难以实施的根源在于这种违宪审查思路仅仅从宪法文本出发，将我国宪政体制的根本制度表面化地理解为人民代表大会制，而完全忽略到我国的宪政体制属于党国宪制，党的领导是核心。

这需要同时汲取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防止老年人利用权威来干预政治权力的正常运作。因此，在党章和宪法都具有根本法的规范性地位的党国互动体制中，不是党章的精神以宪法为依归，而是宪法的精神要以党章为依归，党章中相关内容的修改必然带动对宪法的修改，由此，对宪法相关内容的理解和解释必须最终以党章的理解和解释为依据。

但是，党中央尽管有权解释党章，但无权解释宪法，以至于无法在规范层面上协调党章和宪法的关系。因为国家权力机关不能为解释而解释，而必须为针对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进行解释，而中国现实的政治社会不需要通过解释宪法来解决，完全可以通过开会做出决议来解决。

因此，违宪审查机构要按照司法程序承担起审查国家法规范、党内规范以及社会规范是否违背了党章和宪法的违宪审查职能。因此，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那样尊重宪法权威。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军从一开始就是党军，在抗日战争中虽然被国民党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依然明确规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在解放战争中改为解放军，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解放全中国作为政治目的。而在法国，宪法委员会成员虽然有任期规定且定期改选，但也明确规定卸任总统为宪法委员会的法定终身委员。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张宪法司法化的直接推动下，2003年，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种子案中，直接援引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宣布河南省制定的种子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因为与国家制定的上位法相抵触而无效。要么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处理宪法问题，比如德国就建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

党一方面要在社会中树立自身的权威，但又必须利用自身的权威来肯定和强化国家和法律的权威。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商品市场上形成的有益经验，无疑可以运用到争夺人心的思想理论市场中：面对全球化形成的思想市场竞争的不平衡性，无论采取不争论的策略，还是采取禁止某些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都像自由市场中的关税壁垒一样，只能保护一时，最终还要看是否充分利用关税保护的有利时期，形成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产品，这才能真正形成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那么20世纪中后期以来，特别是后冷战时代，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法治已经从立法问题上升到宪政问题，违宪审查制度已被看作是法治重要组成部分。年轻人行使现实的政治权力，而老年人在重大问题上向中央提供决策意见和建议。

由于无法依赖秉持中立化原则的议会民主制，宪法最终选择诉诸政治主权者——将人民和民族合二为一的政治领袖来捍卫宪法，承担宪法守护者的政治责任。由此可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都是推进法治建设、确立宪法权威的题中之义，而这必然要触及如何理解中国宪政体制的问题。